珠江畔,二沙岛,广东星海音乐厅临江而立,似一架撑起盖面的钢琴。人民音乐家冼星海扬手指挥的雕塑,挺立在这个以他名字命名的音乐厅外,面朝江水,仿佛仍沉浸于永不休止的一曲大合唱中。
　　一部《黄河大合唱》,写于中华民族抗战救亡的关键时刻,激荡着曾经的时代最强音。不朽的旋律,澎湃着冼星海毕生的激情,如今仍翻涌在人们的胸口。
　　“为抗战发出怒吼,为大众谱出呼声!”——周恩来听闻此曲后的赞誉,成为冼星海40年短暂而伟大人生的注脚。
　　冼星海祖籍广东番禺,1905年生于澳门。他在缺衣少食、频频失学中与母亲相依为命,度过少年时代。酷爱音乐的少年冼星海,刻苦钻研音乐,演奏小提琴和单簧管,享有“南国箫手”的美誉。他先后在广州岭南大学、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、上海“国立音乐院”半工半读。
　　1929年夏,冼星海因参加学潮而被迫退学,于当年冬天启程前往巴黎求学。在巴黎的最初几年,他做餐馆跑堂、理发店杂役、看守电话的佣人……繁重琐屑的工作里,他抽出仅有时间学琴、读谱、练习作曲。巴黎寒冷的冬夜,青年冼星海在门窗破裂的一间七楼斗室里,点灯写作,借风述怀,写下三重奏《风》。此曲经电台播出引发关注,冼星海因而结识著名作曲家保罗·杜卡斯,随后考入巴黎音乐学院高级作曲班,成为杜卡斯的学生。
　　冼星海喜欢看法国国庆游行,法国国歌声中民众爱护祖国的热情,猛烈地敲击他的心灵。想到多难的祖国,他于悲痛中起了挽救祖国危亡的思念。
　　“1935年冼星海回到了上海,刚开始以教别人拉小提琴和为一些电影创作音乐为生,后来他加入了上海演剧第二大队,并跟随这个大队到全中国的各个地方去宣传抗日思想。”在位于广州番禺的冼星海纪念馆里,讲解员朱婉霞无数次向参观者讲起,年轻的音乐家是如何从工人、农民和学生的喜怒、呼喊和抗争中吸收力量,用于音乐创作。
　　“他创作了大量的作品,其中有几岁的小孩子都能唱的‘吹起小喇叭,哒嘀哒嘀哒’,还有成年人都能朗朗上口的‘二月里来呀好春光’。这些作品不仅民族风格极其明显,而且传唱度极广。”朱婉霞一边说一边唱了起来。
　　在武汉组织群众歌咏活动时,冼星海见到延安来的青年,发现他们“非常刻苦、有朝气、有热情”,深受感染。正当他在打听延安情况时,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寄来音乐系全体师生签名给他的聘书。他决定,去延安。
　　“在延安,他不仅入了党,艺术创作也达到了崭新的境界。在全延安没有一架钢琴的情况下,他完成了一生中主要作品的大部分创作,而且在鲁艺培养出一大批音乐干部。”冼星海的女儿冼妮娜说。冼妮娜生于延安,后来花很多时间研读关于父亲的史料。
　　1939年春,延安一个宽大的窑洞里正举行晚会,诗人光未然一气呵成地朗诵完新作《黄河吟》。冼星海听罢,一把将诗稿抓在手里,激动不已地说要为诗谱写成“中国第一部新形式的大合唱”。精心的准备后,冼星海6天完成《黄河大合唱》八首歌曲,并指挥鲁艺学员反复排练。
　　1939年5月11日,在庆祝鲁迅艺术学院一周年纪念音乐晚会上,冼星海指挥100余人的鲁艺合唱团,成功地演出了《黄河大合唱》。著名记者斯诺在看过演出后说:“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、奇特的、中西合璧的乐队。”
　　《黄河大合唱》以其高度完美统一的艺术性和思想性,不仅受到延安军民广泛的赞扬和欢迎,并迅速传播到包括国统区在内的各个战区,进而蜚声海外。
　　“尽管生活背景完全不同,但这个作品对我们中华民族所起到的精神激励仍然存在。”冼星海纪念馆馆长曾昭明说,“好像一个获得累累战功的元勋,继续驰骋在我们国内外的乐坛上,这个作品已经成为我们中华民族傲人的艺术财富。”
　　在留下传世名作的同时,冼星海仍然在艺术上不断探求与拓荒。“我为建立中国的新音乐奋斗了多年,这种音乐必须真实地表现人民的心灵和具有新的形式、新的和声。”他在日记中郑重地写下自己的追求。
　　受中共中央委托,冼星海离开延安前往莫斯科,为完成大型纪录片《延安与八路军》的后期制作与配乐工作。然而,突然爆发的苏德战争,让他进退维谷。受困在蒙古和苏联期间,他疾病缠身,却笔耕不辍,完成了《民族解放交响乐》《神圣之战交响乐》等作品。1945年,因病重他被送往莫斯科治疗,病榻上完成最后一部作品《中国狂想曲》后,病逝他乡。
　　在冼星海故乡番禺,隔年分别会举办一次星海艺术节与星海合唱节。在冼星海纪念馆旁,一个合唱广场背靠小山坡,音乐家生前的作品一次又一次地在这里响起:
　　“风在吼,马在叫,黄河在咆哮,黄河在咆哮……”